仁者之風的儒商。
Mr. Suen ( Senior & Juni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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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大氣道..德行施貧老。
協商扶民笑迎賓，慈悲為懷解艱辛，
迎老愛幼又敦厚， 無出其右不出頭，
默默耕耘持鋤頭， 殷實 儒商捲袖口，
忠君愛國不宣口， 踏實建國家門守，
忍辱負重堅定守， 一帶一路往前走。
儒商 （有德行與文化素養的商人） :
儒商，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認為，儒商應有如下特徵：注重個人修養；誠信經營；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具有較強責任感。
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達則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貢、白圭等一代儒商，後有徽商、晉商、淮商、閩商、郴商等儒商商幫，現今也湧現出““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霍英東等具有新時期儒商精神的現代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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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是孔子的六大弟子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社會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名人之一。
他博學多才，洞察時勢，能言善辯，從商之後，家累千金，被公認為儒商鼻祖。
到了後世，子貢不斷地受到歷代帝王的祭祀和封爵，並且他的後裔子孫也受到了蔽蔭。唐玄宗封其為十哲之一，後追封黎侯。北宋則加封黎陽公，到了南宋又改封黎公。到了明朝的時候，又一次改封為“先賢端木子”。至清康熙帝時，康熙帝再一次賜於子貢七十世後裔端木謙“賢哲貴遺庥”匾額一塊，並封其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且後代世襲。到了乾隆帝時，則再一次封子貢為十二哲之一，並塑其像於孔廟大成殿內。至今，在河南一帶仍流傳著“既在黎陽學子貢，何必南越法陶朱”的佳句。
六種修煉——解讀端木子貢的儒商道
子貢的經營理念：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內儒外商，為富當仁。
以仁為本，以和為貴。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從善如流、嫉惡如仇。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
“儒商”的精髓
儒商定義：悟奉儒家，修升素養，事業有成的文化商人。
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
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
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
之一：內儒外商，文行忠信
子貢是一個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賢中的佼佼者，有著純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子貢與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較，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義，就如《論語·述而》篇所講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所謂“文”，就是歷代保存下來的文獻，亦即我們現在所說的《詩》、《書》、《禮》、《易》、《春秋》五經。
所謂“行”，就是指一個人的社會經驗。孔子認為，豐富的生活閱歷是人生寶貴的財富。
所謂“忠”，就是下級對上級的忠誠。
所謂“信”，就是指人際交往中的“信用”和“信譽”。
也就是說，在子貢的觀念裡，一個真正的“儒商”，不僅要有學問，包括書面知識和社會經驗，而且還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
至於學問和道德的關係，孔子教導子貢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道德是第一位的，如孝、悌、信、仁等，其次就是社會經驗，然後有了“餘力”，則就去學習文化。道德在先，學問則次，也就是做人應重於做學問。
作為一個商人，求富取利無可非議，但要符合道德原則，並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而後才是利益。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見，孔子對道德仁義的看重程度，他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子的教導對子貢後來的人生髮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把學和行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因此在他的言行舉止上，無不體現著儒家的思想，使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錢而且也有了心理上的幸福。
之二：誠信為本，一諾千金
言必信，行必果，以誠信作為人生的準則，才是一名儒商的根本要求，這也是儒家先哲子貢所提倡的重要美德。
誠信是立身之本，是立商之本，是商業活動順利進行，是企業穩步發展的必要前提和條件。一個人如果講信用講到了眾所皆知的程度，即樹立了信譽，那麼他就享有了一種無形的資產，這樣的人去做事情總比一般人多幾分可靠性。
在《論語·顏淵》篇中，子貢與孔子有這樣一段對話叫做“子貢問政”，也就是子貢在向孔子請教治理國家的辦法。
孔子說：“只要有充足的糧食，充足的戰備，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而子貢卻問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三項中先去掉那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又問：“如果迫不得已還是要去掉一項，兩項中先去掉那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人都難逃一死，但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什麼都談不上了。”
在這段對話中，孔子強調了一個“信”字。“信”是本，沒有“信”一個政府立不起來。推而廣之，沒有“信”一個人也立不起來，那麼一個企業無信自然也會沒有商家和他來往。
什麼叫“誠信”？廣義來講，就是誠實守信。把誠信二字分開來解釋，誠就是真誠、誠實、虔誠之意，而信則是信用、信譽、守信之意。誠偏向於內在，偏向生命主體，而信則偏向於外在，偏向於行為表現。誠為體，信為用，以誠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譽，方能言行一致，對人“一諾千金”。
如果一個人言而無信，那麼人們就不會相信他的承諾，那這個人在人們的眼中也就毫無價值了。有了信譽的保證，人們就覺得你說的話值得信賴，也就多了一份成交的可能，少了一分疑慮和不安。而且，擁有這樣的好名聲，各行各業的人都願意與你打交道，願意與你交結為朋友，這樣你就會在無形之中多出了很多條可以走的路。
值得注意的是，誠信又必須與行動相結合。按照《論語·先行》中記載，子貢問：“如何去做才能成為君子？”孔子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意思就是說，先為人們做出語言上的保證，然後再按照自己所說的去做，意即君子必須做到言與行的一致。所以，檢驗一個人或者一個企業是否講究誠信，只要從“言行一致”便可以得出結論。
行動是人的外在的行為，但外在的行為必須同人的內在精神相應。如果缺乏內在的精神，則外在的行為就成為一具空殼，或成為一種形式。在商業活動中，人們一貫提倡禮貌待客、微笑服務，但如果對顧客心中沒有敬意和愛心，這種禮貌和微笑可能就是對金錢的禮貌、對金錢的微笑，而最終讓顧客厭惡。所以，在行動時心中一定要有誠意，同時誠意也一定要用行動表現出來。
如果人都能珍惜自己講信用的聲譽，繼續發揚講信用的美德，美名一定也會越傳越廣，越傳越大。那麼，利潤也會隨之見長，而且會越長越高。
之三：以仁為本，以和為貴
子貢不僅講求信譽，而且還特別強調寬恕和仁愛。
在《論語·衛靈公》篇中：“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像這樣擲地有聲的話語，在子貢的經商過程中還有很多，如“已欲立而欲人，已欲達而達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就是寬恕和仁愛。
講求“仁”也代表了儒商的另一思想——“尚和”思想。
作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貢深受這一思想的熏陶，並且把這一思想貫徹到了他的經商過程中，即“以仁為本，以和為貴”。
“和”即和諧、團結、融洽的意思。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追求“和”的理想已經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和諧、家庭和睦、性情和順、糾紛的和解與和好、協作中要和衷共濟、國家之間要和平相處等等，這都是儒家文化“和”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最高目標與追求。
一脈相承的，儒商也非常重視“和”的思想，並把它運用到商業活動中。他們提倡“和氣生財”，“和為貴”，認為“老闆與僱員之間的和諧，商家與商家之間的和諧，商家與顧客之間的和諧，商家與社會間的和諧，都是實現管理目標和市場有序運行的基本條件之一”；過於爭強鬥勝常常會導致兩敗俱傷，而合作卻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共創利益，在“存異”中求發展和進步。
而要想達到“人和”的效果，就應該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情感橋樑，就是“仁”。所以，“仁”與“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
孔子一貫主張，做人要有“仁”。所謂“仁”，就是“仁者愛人”，愛人也即尊重人、愛護人和幫助人。“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橋樑，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古語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仁道之人的統領下，人們之間才會達到和諧和融，從而才能緊緊地團結在一起，使上下擰成一股繩，同心協力，情同一家。
換個立場來講，在你擁有一顆“仁”者之心的同時，你也獲得了他人的尊重和關懷，從而處理好了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懂得如何做人。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相通的，同樣別人也會對你懷著一顆“仁愛之心”。
而在對內的經營管理中，就要施行仁道。善待員工，像對待自己的血緣親情那樣，了解、尊重、信任員工，並且還要“知人善任”，用信任來換取員工對企業的忠誠、理解和支持，以此增強凝企業的凝聚力，使員工與企業之間能夠同患難、共命運，水乳交融。
現代的商人應該以現代人的眼光去更好的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傳統倫理和現代法治有一個透徹地了解，把傳統儒學“仁者愛人”的胸懷和法治社會“人人平等”觀念有機地融合為一體，使“和氣”發揮出最大的效用，以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生財”。
之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作為一個現代商人一定要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道理。
儒商的價值觀所包括的是仁愛善良的道德觀、強國富民的目的觀、取財有道的價值觀、以民為本的服務觀、見義勇為的責任觀、公正平等的權益觀。一言以蔽之，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愛財”即是要發展經濟，追求貨幣增值，這是商人的本性，而“有道”即是要講人性、守道德，這是做人的起碼要求。二者的結合，才體現出儒商經濟倫理精神的本質。所以，商人除了金錢之外，還應該有一種對至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就是對“義”的追求。
孔子教導子貢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作為一名儒商，子貢認為追求金錢只是一種實現其人生目的的條件，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積極以自己的優勢服務於社會的一種活動。因此，他時刻都保持著“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經營信條。並且，當孔子說到“非爾所及也”時，子貢又真誠地向孔子解釋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可見子貢對事態從不敷衍掩飾，雖然他沒有孔子的境界高，但他能做到這一點也實屬難能可貴，其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之態猶如清澈見底的澄明湖水。
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就是說，如果能通過正道富起來，就是我給人趕車作僕也願意幹，如果是不可取的不義之財，那麼還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了。
賺錢必須用正當的手段，取得正當的利潤，或者說賺錢必須是“義利並重”、“合義取利”，所以通過勤儉致富、智慧致富、信譽致富、互利致富才是儒商的基本準則。這種思想反映到經營理念中就是內斂與外張，就是義利相生。在“義”和“利”不可兼得時，要捨“利”而取“義”。
一名現代儒商，應該注重從自身的內在角度來發掘潛力，強調向內用功——具有“義”的品格，只有“義”才能促進“利”的產生。
之五：研究規律，把握商機
在商場上，機遇彷若是一枚轉瞬即逝的子彈，在機遇面前是否能果敢地進行科學決策，對企業的成敗起著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機遇是企業打開成功之門的“金鑰匙”。但要抓住它，就必須了解機遇的特性：
——普遍性。只要有市場，有經營活動，從客觀上來講就存在著經營機遇。
——偶然性。“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正是最好的說明。
——消逝性。機會的出現與客觀條件具有一定的關連，當客觀條件變化時，經營機會就會隨之消失或流逝，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就是說明了機會的消逝性。
——開發性。當今世界一些大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研究開發資金，研製新產品，創造機會，引導消費，佔領市場，席捲機會創造的豐厚利潤，就是充分利用了機會的可開發性。他們經過主觀的努力，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經營機會的出現條件，從而引導了消費，創造了市場。
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中所說的“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貲。”就是指子貢在經商時能夠估計到市場的變化，從而獲得有用信息，抓住機遇。
其中，所謂的“好廢舉”、“廢舉”，就是“廢著”、“積著”之意。在裴駟的《集解》中，是這樣解釋的，他說：“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同樣，在《戰國策·趙策》中也這樣指出：“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謙司時。時賤而賣，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買，雖賤已貴矣。”從這裡來看，作為一名“良商”最基本的素質就是“司時”，用現代的話講就是善於捕捉機遇。
當時，子貢所處的時代是春秋末期，其時已出現了鐵器牛耕，從而引起了當時生產力的大發展，商品經濟也盛極一時。作為“達人”“哲人”的子貢從對社會現實的觀察與思考，悟出了社會經濟與個人致富之道。再加上子貢見多識廣，反映敏捷、具有經商的頭腦，善於掌握市場信息，總是對預測物價的漲落非常準確，所以使之成為了家累千金的巨商。
之六：仗義疏財，回報社會
一個商人的發展和他的心懷、責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懷而富於社會責任感的商人，才能成就大事業。
作為“人之需”的儒商，掙錢不是最終目標，治國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它的一切則都應該是在為此目標鋪路。講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我們首先必須要了解群眾、資財、權力三者之間的關係，這三者猶如三根木桿捆在一起的三腳架，如果缺少了一桿，就不可能站的起來。尤其是對於一個國家的“治國”之道，如果沒有良好的經濟、財政，必然就沒有一個完整美好的政權，這都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則。
儒家思想倡導積極入世，而儒商在經商實踐中也應該始終貫穿這一儒學理念：重視道德自律，提倡愛國愛民，明理誠信，對社會具有深沉的的責任感。在這一點上，作為儒商鼻祖的子貢可謂其先行者。
子貢躬行儒學，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裡如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既要“貧而樂，富而好禮”，更要“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他經常散發家財救濟困窘，連孔子也自嘆不如。
在《呂氏春秋》中，曾經記述著一個“子貢贖人”的故事。意思是根據當時魯國法律規定，如果魯國人在國外淪為了奴隸，有人出錢贖回來，事後可以找國家報銷贖金，並且國家還要給予精神上的表揚。有一次，子貢到別國做生意，就贖了一個同胞回來，事後卻拒絕了魯國支付的贖金。其人道主義博大胸懷可見一斑。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齊國大將田常欲舉師伐魯，地微人寡的魯國危在旦夕，孔子為了拯救自己的祖國，派子貢說齊救魯。子貢不辱師命，先後多次周旋於齊、吳、越、晉、魯之間，大智大勇，藉其三寸不爛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成功地製造了“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的千古佳話。他後來長期擔任魯、衛二國宰相之職，成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與貴者。
後來，有人稱讚子貢賢於孔子，他則謙遜地說：“我好比是砌著矮牆的院落，人們站在牆邊一眼就能看清屋內所藏；先生則是那高牆深宮，只有走進去，才知富麗堂皇。”
同樣，子貢並沒有超出儒商的發展規律，即拼博、成功、奉獻三個節段。在剛一開始追求金錢的時候，他也是“窮則獨善其身”，把金錢當作了一種實現其人生目的的條件。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後，他卻能開始“兼濟大下”。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在回報社會的同時，自己也獲得了回報。這就是子貢當時遵循的經商和做人原則，也是留給我們後世人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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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對中唐文學的滲透(1)
儒商精神對中唐文學的滲透是中唐時期儒商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宣揚“百貨通流，四人(民)交利”白居易《策林》十九《息遊墮》，《白居易集》卷63，第1312頁。的思想，在富國利民的前提下發揮商貿的作用，維護商賈的利益。這種儒商精神與文學的融合，給中唐文學創作註人了新的生機，結出一批新的果實，如韓愈的《原道》《原道》，韓愈著，馬其昶校註，《韓昌黎文集校註》卷1，第13—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送鄭尚書序》韓愈著，馬其昶校註，《韓昌黎文集校註》卷4，第283—285頁。，白居易《策林》中的《息遊墮》、《平百貨之價》白居易《策林》，《白居易集》卷63，第1310—1314頁。、《與回鶻可汗書》《白居易集》卷57，第1224—1225頁。，元稹的《錢重物輕議》元稹撰《元稹集•外集》卷2，第651頁，中華書局，1982年。，劉禹錫的《觀市》劉禹錫撰，《劉禹錫集》卷20，第247—248頁，中華書局，1990年。，柳宗元的《宋清傳》柳宗元撰，《柳宗元集》卷17，第471—472頁，中華書局，1979年。等散文；又如韓愈的《送鄭尚書赴南海》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12，第1259頁。，白居易的《鹽商婦》《白居易集》卷4，第84頁。，元稹的《估客樂》元稹撰《元稹集》卷23，第268、269頁。，劉禹錫的《賈客詞並引》《劉禹錫集》卷21，第262頁。、《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輒著微誠再有長句時蔡戎未殄故見於末篇》《劉禹錫集》卷35，第518頁。，張籍的《賈客樂》《全唐詩》卷382，第4287頁，中華書局，1960年。、《野老歌》《全唐詩》卷382，第4280頁。，王建的《寄汴州令狐相公》《全唐詩》卷300，第3406頁。、《汴路即事》《全唐詩》卷299，第3391頁。，姚合的《莊居野行》《全唐詩》卷498，第5661頁。等詩歌，以及李公佐的《謝小娥傳》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上卷，第111—1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等小說，或從正面張揚儒商精神，或從反面諷刺、鞭撻那些儒商精神的背離者，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中唐時期的道德價值、經濟價值和審美價值。
韓愈的《原道》在攘斥佛老中儒商並舉，是中唐復興儒商精神的一篇力作，氣勢旺盛，渾灝流轉，跌宕恣肆，淩厲千古，久已膾炙人口，此處不作多論。此處要較為詳細地分析韓愈的《送鄭尚書赴南海》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12，第1259頁。和《送鄭尚書序》韓愈著，馬其昶校註，《韓昌黎文集校註》卷4，第283—285頁。，這是他重振儒商精神的姊妹篇。《送鄭尚書序》寫於穆宗長慶三年(823)四月，因工部尚書鄭權為刑部尚書兼禦史大夫出任嶺南節度使而作。全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寫嶺南地方官吏循法守禮，不難駕馭；第二部分寫“蠻夷悍輕，易怨以變”；第三、四部分寫道：
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雨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禦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乃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茍能詩者，鹹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送鄭尚書序》，《韓昌黎文集校註》卷4，第284—285頁。
韓愈以贊賞之情描寫了嶺南外貿活躍、外國之貨“溢於小國，不可勝用”的局面，並且認為選拔“貴而能貧”、合仁合義的封疆大吏是辦好對外貿易的重要條件。對外商貿與仁義道德相結合，便是儒商精神的具體體現。應該說，本文中韓愈對鄭權的態度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者，則不幸往往有事”等語，反復微諷，意味深長；二是稱贊鄭權“皆有功德可稱道”，“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其實，現實生活中的鄭權則是名不符實。據《新唐書•鄭權傳》說：“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左仆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59《鄭權傳》，第4957頁，中華書局，1975年。顯然，《送鄭尚書序》中的人物形象與現實生活中的鄭權有相當的距離，甚至有些方面是相互背反的。但是，其中反映了作者突破“輕商”觀念，張揚儒商精神，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願望。而?造語雄闊，筆勢縱橫，曲折條暢，章法謹嚴，堪稱儒商精神與文學結合的力作。與這篇序文桴鼓相應的是韓愈的《送鄭尚書赴南海》詩：
番禺軍府盛，欲說暫停杯。蓋海旗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鶢鶋去，官廉蚌蛤回。貨通師子國，樂奏武王臺。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天才。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12，第1259頁。
前兩句敘事，由遠而近，緊扣“送別”。“蓋海”二句境界開闊，風力遒勁。“衙時”等六句寫嶺南風俗人情、物產地利、商賈流通、禮樂齊奏。“貨通師子國”，直接寫對外貿易。據《南史•南諸國傳》中說：“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往者，遂成大國。”李延壽撰，《南史》卷78《海南諸國傳》，第1964頁，中華書局，1975年。詩的最後兩句是勸勉，也是希望，希望鄭尚書能大展雄才，發展商貿，再奏禮樂。全詩境界開闊，風格雄奇，是中唐一曲儒商精神的頌歌。
柳宗元雖然與振興儒學、攘斥佛老的韓愈不同，企圖“統合儒釋”《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柳宗元集》卷25，第 669頁，中華書局，1979年。，但他的《宋清傳》卻塑造了一位義利並立、為賈貴誠的儒商形象：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鹹譽清。疾病庀瘍者，亦皆樂就請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卷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卷，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卷，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